第四节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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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f0a75b87827c49c68d04f28b85d1fb18_5">第四节西域</h3>

 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说，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西域的分析，可以与对中亚的分析一并来讨论。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下，可以看到前述游牧、农耕的历史共生关系，大致沿着纬度线分布，在东起中国、西至小亚细亚的土地上被一再复制出现。在东方，此共生结构最后落实为大清帝国，从入关算起，延续了近270年；在西方，最后落实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其攻克君士坦丁堡算起，延续了460多年，如果从其崛起于塞尔柱土耳其汗国的遗产上开始算起的话，则还要加上100多年。东、西两个帝国都堪称长寿。唯独中亚，虽然也有这样一种共生结构存在，却几乎没有长寿的帝国为人们所记起，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都是转瞬即逝，帖木儿之后就更没有值得一提的重要帝国了。

 这种现象与中亚的地理独特性相关。欧亚大陆上大规模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集中于东西两端，中亚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都以散落绿洲的形式存在。绿洲地区的农业，不可能形成足够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这恰恰构成了中亚无法形成稳定的大帝国的一个根本秘密。

 清朝与奥斯曼土耳其两个游牧帝国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大可汗通过对农耕地区的征服，将其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被赎买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也被破除了。反观中亚的绿洲农耕地区，其财富规模太小，游牧帝国的大可汗即便实现了对这里的征服，也无法获得足够财富以完成对于军事贵族制的赎买。于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在这里仍然存在，中亚便没有可以被我们记住的长寿帝国。即便强大如帖木儿，其帝国也在他去世后迅速分崩离析。

 统治中亚的帝国崩溃后，会进入一段相当长的动荡期，各路草原英雄纷纷登场，但我们往往只能轮廓性地知道他们登场了，具体是如何活动的则说不大清楚，因为中亚帝国忽生忽灭，很难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经常是通过周边长寿帝国的记述才对其略知一二。所以，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边的“有序为底色、失序为插曲”形成鲜明对照。要强调的是，“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用来描述中亚的政治史大致说得过去，中亚的经济社会文化史则不是这样，很可能要反过来描述才算恰当。在中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地理构成了历史逻辑的一个根本约束条件，它就像一条河道，并不会规定历史长河该如何翻腾巨浪，但是作为约束条件规定了历史长河大的流动方向。

 在中亚地区沿天山—锡尔河大致画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以北是游牧地区，南北两个部分，构成游牧、定居的共生体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生体关系，在东亚和中亚的存在方式有着重大差别。东亚蒙古草原的游牧者与中原的定居者，两者的主体部分是分开的，极少空间上的交错，共生性要通过一个大陆体系才能展开；中亚有不少地方的游牧和定居在空间上有着深刻的交错关系，共生性在微观上也有体现。导致这个差别的最重要原因是山的高度之别。游牧与定居需要很不同的气候-生态，在东亚方向，山的高度不大，气候变化主要与纬度相关，较少与海拔相关，纬度自然就把游牧和农耕给物理性地分开了，长城就是大致的界线。中亚地区山脉高大，气候变化首先是与海拔相关，于是定居者在山脚农耕，游牧者则随着季节变换而活动于山坡的南北两侧，游牧与定居两个群体直接相望，经常打交道。

 更细致点说，中亚因为有高大山脉存在，阻挡着海洋水汽的流动，所以中亚的定居地区不能依赖降雨，要依赖雪山融水，而雪山融水要顺着特定的山形流下来，不可能连成片，就只能形成绿洲。这些山必须足够高，才能存得住积雪，滋养绿洲；中亚也有些山不够高，存不住雪，山脚下就只能沦为戈壁了。那些大山，正因为足够高，才确保了气候与海拔、而不是与纬度的相关性，这样才会形成游牧与定居的交错共生关系。这几乎是只有在中亚地区才能形成的，因为其他地方少有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 这也使得大中亚的定居者相对于中原定居者来说，更容易理解游牧者的逻辑，于是会有后文提到的中亚人对于蒙古草原的深刻影响， 乃至于元朝时来自中亚的色目人与蒙古人的密切合作关系。可以说，大山就是中亚的灵魂。

 在大中亚的区域中，七河流域值得专门讨论。这个地方得名自注入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其大致范围包括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七河流域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游牧-定居交错共生的典型地区，同时其地理位置又处在一种较为核心，便于四出控御的地方。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草原，同时也具备上好的农耕条件，孕育过几个历史名城，如巴拉沙衮、碎叶、伊犁等。由七河流域出发，北可以驭草原，南可以控绿洲，堪称王者之地，所以历史上诸多重要的中亚王朝定都于此。如早期的西域第一大国乌孙，后来的西突厥、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准噶尔汗国等等；包括清朝在平定南北疆之后，其统治西域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驻跸地也属七河流域，由此统治全疆。

 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西部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所在地，东部是今天的新疆所在地。这两个亚区域虽同属大中亚，但在历史上同时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区域，虽则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长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等，都在统治后不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帝国，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过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南北关系之游牧、定居共生体。

 因此中亚的地理是很破碎的，但中亚的历史哲学意义，却正是出自其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其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形成了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绿洲规模都很小，彼此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形成了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

 中亚的破碎性带来两个效果：一方面，使得中亚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另一方面，就其定居地区而言，它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某种进入，以在当地形成秩序。外部力量或是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遇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华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中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的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必定是入不敷出的。因此，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采用间接统治，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由此可知，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亚的亚区域特征，即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并不是因为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亚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面对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统治原则。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图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该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时期，苻坚曾派大将吕光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就一度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地，即为一例。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被从阿姆河以南而来的轴心文明帝国进行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国时期也出现过一次，这两次的统治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要到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不仅使得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自由，这在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中久已被消弭掉。中亚所保留的自由，在较小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游牧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始终未被赎买；在较大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构成了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源初自由。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如河中地区的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玉龙杰赤，以及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库车、鄯善等等。

 中亚的商人群体要依赖游牧帝国或轴心文明帝国的保护，但这些商人在古代一直到中世纪都大有能量。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先是依赖于大唐，后又依赖于回鹘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自己的保护者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在回鹘帝国时期，粟特人成为其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回鹘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回鹘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 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系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萨尔特人很可能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粟特人后裔，当然，他们已经混入了突厥人的血统。据俄国突厥史权威巴托尔德的研究，在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

 中亚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这个地区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更形呈现出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让我们意识到，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与中亚地区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讲，中亚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

 中亚绿洲地区，贸易发达，人均财富量很高，但由于其太过破碎，财富总量很小。因此，它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之地，轴心文明只能生发于有大片农耕区域、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但是轴心文明生发之地又会建立起轴心帝国，形成集权秩序的强大政治力量，反过来对文明本身的发展逻辑构成压制，使得文明的可能性无法被充分释放。中亚地区同样有对文明的需求，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地区，这为中亚带来了世界性的眼光，较高的人均财富量也让中亚人有余裕来思考这些文明所提出的问题。 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续地直接统治，因此诸文明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

 比如，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而它在中亚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印度本土的诸多不同，佛教的更多可能性呈现了出来。这些鲜活的精神要素传入东亚地区，对东亚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再如，3世纪诞生于伊朗高原的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命运多舛，无法摆脱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忽而被捧杀忽而被打杀，始终不得其正。摩尼教逐渐传播到中亚的河中地区，在6世纪后期，中亚摩尼教宣布与巴格达的总教会脱离关系，独立出去，号称电那勿派，这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才有可能。嗣后的摩尼教反倒在东方获得了更大的世界，甚至成为回鹘帝国的国教，当然，这又与政治形成了勾连，但我们还是在中亚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出现。

 最具象征性的是伊斯兰教。它在8世纪开始传播于中亚，到10世纪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据巴托尔德的研究，世界上最早的独立伊斯兰经文学院，不是出现在作为伊斯兰教大本营的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 除了这里在佛教时期便有着经文学院的传统，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远离伊斯兰教的中心，不受哈里发的控制。哈里发的统治正当性完全系于对《古兰经》的解释，因此他不会容许其解释权外落于他人之手，有可能形成独立解经力量的经文学院便会受到压制，只有官方学院才能成立。此例证再一次表明，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伊斯兰教更加丰富的可能性才浮现出来。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自由发展，结合于此地流传已久的古希腊哲学，孕育了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工作后来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对阿奎那等经院神学家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美国学者斯塔尔评论道：“在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中亚是世界的知识中心。……在约公元1000年的前后四五个世纪中，是中亚这个地区触动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中心，走上前台。”

 虑及于此，可以说，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轴心文明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地获得释放与壮大，并在轴心文明的母邦因帝国的衰朽而陷于颓靡之际，反哺其母邦，为人类的文明重新带来活力。前面曾经提到，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但是中亚的经济社会史刚好反过来。这一系列历史都是鲜活的脚注。

 更有趣的是，作为“自由通道”地区，中亚需要外部的轴心文明帝国帮其提供稳定的秩序；但外来的统治，只有在其不表现为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的时候，中亚对于轴心世界的价值才最大地体现出来。其功利性的价值体现在中亚作为贸易通道的高效率上。贸易的高效率依赖于自由的环境，在间接统治的情况下，一方面中亚有了秩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才能存续；一旦它被直接统治，自由不再，则其贸易的效率受损，而轴心帝国还得投入大量资源去进行吃力的统治，所有的价值都变成负数了。就非功利性的价值而言，“自由通道”地区可以呈现出轴心文明的更多的可能性，这可以反过来构成对于轴心地区的文明启示。

 在这一点上，中亚与东南亚有着可以类比之处。两个地方都有着天然的地理破碎性，注定要担当起“自由通道”的历史命运，多种轴心文明在此处的延伸与碰撞乃至变化，却可以构成该文明之母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某种启示。

第四节 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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