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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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756234738fa14e9ea8d98136af772b2d_5">第一节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h3>

 一、天下定于一

 1.法、道、儒的嬗替与融合

 当此轴心思想大爆发的时代，正是诸侯野心勃发的时代。各国争相变法，在国内废井田开阡陌、废封建改郡县。井田制的温情与节制被初税亩这种“非礼”的新财政技术所替代，血统贵族的荣誉与尊严被计首授爵的军国体制一扫而空。各国君主的贪婪需要靠战争来消化，新铸刑书的令行禁止也需靠人性的贪婪才能最大化其效用，追求事功的法家遂大行其道，迂阔的儒家与恬退的道家则为人所讥。变法诸国必须能以外养内，损他国以自利，否则难以令国内各群体的贪欲得到餍足，其道必败。山东六国竞相变法，力量相互抵消，无从损他者以自肥，形成一种恐怖均衡。唯秦有地利之便，东有崤函之固，易守难攻，西戎、蜀境则成为秦赖以自肥的对象。故而秦变法虽为最晚，却后发先至，一出函谷，六国均衡遂破，天下定于一。

 孟子曰：天下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秦国一统天下，再无他国可供自肥，只能损黎民以肥朝廷，朝廷变成统一的天下当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遂“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盖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单凭法家行事，其逻辑走到了尽头。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项羽、刘邦皆为楚人。西汉帝国最终整合了秦制、楚武、齐文而得享祚长久。汉高祖依凭丰沛集团起家，又联合了秦人以及其他诸侯国，最终取天下。汉朝继承了始皇帝之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政策，也继承了秦朝留下的通晓法律之文吏当国的治理方案。就其法统来说，汉朝继承了三个法统，先是依张楚法统，将自己由芒砀山群盗集团转变为体制内的沛县政权；再是依楚怀王法统，据怀王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而成为汉王；又依秦的法统，完成从独立王国的政权组织转化为支配多个独立国家的帝国政权组织的转变。故而田余庆先生评之曰：“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而汉高祖“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 齐之儒学从外在之“礼”的角度规范了汉廷。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之议，及至再往后刘向父子，乃至东汉《白虎通》，更是将齐儒接引入帝国统治基础深处。中华大地的多元结构以此而被汉帝国熔铸为一体。

 汉初行黄老之治，并非因为汉室源自楚地遂爱道家，实则一方面汉高祖与丰沛集团共同打天下，集团的核心人物与汉高祖近乎合伙人关系；一方面汉高祖为孤立项羽，不得不向韩信、彭越等巨头出让利益，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皇帝欲专制而不可得。“如果说秦始皇的皇权乃是在消灭王国废止分封之上建立的，刘邦的皇权则是在复活分封保证各国王权之上建立的。” 清静无为故而是最优选择。

 相应地，对于汉室来说，其首要的威胁者实际上是这些帝国内部的强藩，其首都也就必须选在有地缘战略优势之处。刘邦本欲都洛阳，经娄敬与张良力劝，改都长安，据关中以制山东，在军事地理上形成东西关系。<span class="mark" title="娄敬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参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参见《史记·留侯世家》。"> 这一选择保证了帝国安然平定七国之乱。汉唐首都不出长安与洛阳，这就形成空间上的东西关系，是以豪族社会为基础之统一帝国的基本空间结构，后文还会有详述。

 然而秦制毕竟给汉室提供了强化集权秩序的可能性。经白马之盟，非刘氏不王，排除了异姓王的竞争；又经文景削藩，汉武帝再行推恩令，同姓王也被消解为近乎郡县，而汉初的军功集团之勋臣也已凋零殆尽。汉初分封制的复活，遂被终结。武帝终得一展拳脚，讲求无为而治的道家自然不合他的胃口。既然能够抗衡君主的分封力量已然不再，则官僚机器自会成为君主的应手工具，汉初便已建立的文法吏之治，更形展开，武帝朝遂有著名的十大酷吏。

 同时，武帝也需新的正当性叙事，以摆脱黄老之治的传统对自己的束缚，因而用董仲舒“天人三策”，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独尊之儒术，与孔子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不一样了。实际上，孔子所倾心意图恢复的封建秩序，在其提出之际就已经不可能。盖因三代之封建乃基于不可追溯之传统，赖于秉承武德之血统贵族的卫护；传统与血统，皆非人力所能设计，涵育这两大传统的古典土壤肥沃但脆弱，一旦被君主摧毁则不可复建。今人有指责董仲舒为专制辩护，此一批评实在不得门径。汉初封建被消解掉之后，武帝的专制已然是不可逆的事实，无法指望董子如同教皇对待国王一般对武帝进行训斥，便能消解专制。从根本上说，专制的基础在于社会结构，而不在儒者之言辞，儒家能做的，只是另构正当性基础，将正义之根基从君主手中剥离出来，放置到上天手中。

 比较法家、道家、儒家三种思想体系可知，法家虽精于治理，利于君王之统御，但欠缺超越性关怀，难以作为凝聚人心的基础；道家虽有超越性关怀，却既无外化为制度的方案，也无师承传统，难以做体系性延续。唯有儒家，其在周代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关注天意人心，可作为普遍性认同的基础；巫史主导并记录表达天地秩序的礼仪，礼仪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的能力的传承，便有着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体系，有着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西汉去古未远，这些传统的存在，使得汉代的儒家与谶纬之学相表里，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汉儒通过谶纬将天意与人间秩序全面联系起来。天意超越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皇帝无法以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作为趁手工具，来肆行己意治理天下，儒生反倒成为天意的解读者，从而对君主的肆意形成外在约束，这种约束的强度肯定不如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约束来得有效，但差不多已是时人能够做到的极致。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汉儒接续的是荀子一脉。区别于宋儒所推崇的、注重心性的孟子，荀子熟悉典章制度，以君子为枢纽来兼综礼法，认为君子掌握礼义治道之本，文法吏则为治道之器，将礼与法安顿在不同的位阶上来构建总体秩序。一如阎步克先生所论：“荀子既看到了以‘秦政’为代表的专制官僚制化已是不可避免，并积极地顺应和促成这一趋势；同时又力图使儒术、儒者及其所代表的‘礼治’传统，重新取得政治支配地位。”

 若欲取得这种政治支配地位，儒生群体还需掌握官僚团体。故而董仲舒又建议武帝，进一步完善了察举制，由地方察举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以纳入政府。察举的标准基于“清议”，而乡里“清议”之论多基于地方儒士的口碑。经过察举而入仕者，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并能够影响其所出之乡里的后续察举，儒学世家遂逐渐掌握了帝国的人才库。地方的豪族也向他们学习儒学，逐渐与其合流，豪族逐渐演化为士族。荀子所构想的君子与文吏之分，遂在察举制当中逐渐成为现实。

 后续的演化是，一方面儒生逐渐与文法吏合流，越来越多的官吏职位是由儒生来担任；一方面由于谶纬之学的秘传心法特性，使得儒学难以百姓化，而日益士族化。到东汉时期，士族浮现成为伦理与政治治理的担纲性力量，中国的政治秩序逐渐演化为士大夫政治。可以说，汉代儒学的地位是士族与皇帝之间的一种妥协关系：皇帝已经远远较西汉初年强大，可以无视黄老之学的无为之治；士族则通过儒家尊崇皇帝，承认了这一事实，却又将儒家谶纬化，以便对皇帝形成外在约束。葛兆光先生论之曰：汉代施行的是“以经典为依据的道德教育加上以法律为依据的外在管束的所谓‘王霸道杂之’的方式，‘以吏为师’变成了‘以师为吏’，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它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方式兼容了礼乐与法律、情感与理智，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纳入到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命运”。

 儒家尚德性，凝聚着理想；法家赏功能，规训着欲望，儒法二途通过士大夫政治而融合起来。先秦诸子所能想象的天下一统之普遍帝国，概不出中原范围，普遍理想通过中原帝国而外化为现实。

 2.皇权、内臣与官僚的制衡关系

 汉承秦制，商鞅曾有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在汉代也被继承下来；秦汉的农村都是杂姓村，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如此则一方面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基，一方面民间愈发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利于集权秩序的统治。然而，汉代毕竟走出封建不久，其官僚国家的发展远未成熟。继承自战国年间诸国变法所建之文法吏系统，只能适用于诸侯国的规模，还无法有效应对庞大帝国的治理需求，于是，中央只能进行有限的治理活动，大量的治理要分散到地方上去。所以，汉代郡守的权力极大，一郡的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行政权，皆操于郡守之手，宛如一方诸侯，郡守与其僚属甚至以君臣关系相称。为了强化中央控制，汉武帝又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各置刺史，对郡守进行监察。刺史与郡守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刺史直接向皇帝负责，但官秩上远低于郡守。这样，刺史面对郡守时，其依靠力量只能是皇帝，而不会与郡守合谋；郡守官秩高于刺史，却不似后者有着与皇帝联系的更便捷通道，如此便形成相互制衡，以避免地方尾大不掉。顾炎武曾力赞刺史制度：“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

 在中央政府方面，西汉前期，外廷的政务均决于宰相，而非决于皇帝；虽然宰相由皇帝任命，但皇帝并没有太多制度化的途径来干预相权的具体行使，所以就帝国的公共行政事务而言，相权对于皇权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相权受到如此尊崇，这样一种制度得以形成并能持续运转，也有其人事基础。西汉前期外廷的三公九卿等重臣皆为军功贵族及其后代，皇帝对军功贵族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于是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力得以维系下来。到了武帝朝，军功贵族的后代逐渐凋零，但相权对皇权的制度化约束仍在；雄才大略的武帝不甘皇权受制，故而大大抬升内廷当中原来仅是皇帝私人秘书班子的尚书台的地位，到了武帝朝后期，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尚书台形成的。皇帝用非制度化的机构来对抗制度化的机构，以便绕开官僚体系伸展君主的个人意志，这与地方上用刺史制衡郡守的内外相维之策是同一逻辑。

 但是要想能够有效地制衡外廷官僚体系，就需要将这种非制度化的私人僚属逐渐制度化，以提升效率。皇帝的私人僚属在此过程中会逐渐发展为新的官僚体系，对君主形成新的制度化约束，因此皇帝不得不再去打造新的非制度化的私人僚属，稍后我们在东汉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演化。君主以非制度化的私人机构来对抗制度化的官僚机构，然后这个私人机构逐渐公共化、制度化，君主再去构建新的私人机构来对抗之，这样一种官僚制的循环过程，在后世的历史中可以不断看到。而在此循环过程中，由于新官僚体系都是从皇帝家臣的身份发展起来的，官员本身对于皇权相当依赖，不像早期的官员是由对皇权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军事贵族组成，于是官僚体系日渐走上了非人格化的道路；官僚体系对皇帝的约束主要不再是基于独立的大人物，而是因为抽象的制度规则，其对作为个人的皇帝虽有约束力，但对作为制度的皇权则逐渐丧失了独立性。

 再切换回地方视角，武帝朝所设置的刺史一职，对君权相当依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刺史也逐渐走上了摆脱皇权控制以争取更大独立性的道路。东汉中期之后，刺史发展为州牧，逐渐变成了郡守的上级，小大相制的制度，却演化为更大的地方分立力量；随着黄巾乱起，天下终走上了割据的道路，普遍帝国裂解。

 这与北方草原帝国的兴起有关。中原与草原形成互构，改变了各自秩序的演化路径。

 二、草原的兴起与中原的豪族化

 1.草原的兴起

 在中原一统之前，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悠然自得，逐水草而居。小部落自由地以肉奶马匹与中原诸侯交易其他必需品，不受统一的单于之管束，也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秦国一统天下之后，遂北向出击，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各自分散的小部落不得不联合成一个大部落联盟，以应对中原之压力。秦二世元年，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东亚大陆上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的对抗历史就此拉开序幕，其中贯穿的历史逻辑，规定了此后约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依据轴心时代的空间想象，中原的一统，可以说就是普遍帝国的达成。是故，秦始皇君臣皆以此为亘古未有之伟业，合三皇五帝之号于一体，以至尊之“皇帝”为号。<span class="mark" title="李斯等奏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种称号从时间上将始皇帝之统续接至上古，从空间上表达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意涵，有往古来今、上下四方唯我独尊之意。但是草原帝国倏然崛起，将中原的普遍帝国还原为一个特殊帝国。汉高祖定鼎未久，挟战胜楚霸王之余威，挥军北上欲破匈奴，却遭“白登之围”，不得不屈辱求和。此后数代汉帝，皆以和亲之策获得与匈奴的和平。汉文帝曾向匈奴单于寄送国书，书于一尺一寸的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效力于匈奴的西汉宦官中行说指导单于以一尺二寸的简牍回书，其印封等皆以更大尺寸，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依照汉朝的象征性秩序，皇帝致单于书之辞，大致可以类比为皇帝对一个地位略高一些的藩王；但是匈奴将此象征性秩序扭转过来，其统续接于天地日月，即使不是俯视大汉，至少也是平视之。草原英雄以一种挑衅的方式告诉傲慢的中原帝国：你不过是个特殊存在而已。

 2.汉武雄图与中原豪族化之始

 然而，为中原王朝提供着正当性的普遍理想，势必要外化为一个普遍帝国。只要还没有以某种方式达成这一目的，普遍理想的叙事逻辑就会引导着皇帝的野心朝这样一个方向运动，未知其结果甚至会是毁掉这个特殊帝国。

 文景之治给大汉留下了丰富的积蓄，汉武帝尽此蓄积，北击匈奴凡四十四年，数封狼居胥。匈奴百姓妻子离散，不胜悲苦，然中原人民也未尝好过，“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过半的户口损失，不是因百姓战死沙场，而是百姓苦于皇帝筹措军费征敛无度，遂抛弃田园成为流民。“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未成为流民者，也托庇于豪族，隐匿其户口，逃避朝廷的赋敛；而堪称地方土皇帝的郡守以及诸侯王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躲避中央的节制，也有与豪族结盟共抗朝廷的动力。中原于是结束了从秦皇到汉武的过渡阶段，开始进入豪族社会。

 在这里可以看到，草原秩序与中原秩序深刻的互构关系。没有中原的统一，就不会有草原的崛起；而草原崛起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遂给中原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这种财政压力在汉武帝时期导致了社会的豪族化转型，在宋代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在明代导致了朝廷对于社会的压制及至张居正变法甚至民变。中原与草原，任何一方的历史脱离开对方都无法获得有效解释，双方互为条件，在对方那里激起的社会历史演化还会不断地反馈回己方，并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历史演化。这样一种互动、互构的历史，使得中原、草原双方在更高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共生体，这是双方在真正意义上共享的历史记忆。

 连年用兵，国用日绌，于是武帝听取张汤之策，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将货币铸造权收归朝廷，又行盐铁专卖，以便另开财源。 盐铁专卖起自春秋时期管仲的“官山海”，汉武帝再次施行此一政策，此后历史上时断时续，从唐朝后期开始再次施行专卖，直到近代。盐铁专卖的施行与否，与中央朝廷的强弱有关，强朝廷则有能力行专卖。 而朝廷主持铸钱一事，在秦二世时曾经尝试过，为了给朝廷开辟财源，收天下之钱于咸阳，由朝廷统一铸造为新钱。结果导致民间通货短缺，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武帝的尝试却并未带来严重的经济萧条，原因在于从汉初到武帝统治中期，处在人口高速增长阶段，从约1500万—1800万增长到3600万。 人口的增长推动了乡村内部对于货币需求比较低的短途交易的繁荣发展，以致虽然民间的货币被朝廷收走，但是经济并未陷入严重萧条；而秦二世之际战乱平息未久，人口数量犹未恢复，遂致失败。武帝幸运地避免了亡秦之祸，但盐铁专卖与铸币权的上收强化了集权秩序，反过来压制了社会的活力。对外战争用给无度，即便统收铸币权，仍然国用不足。于是武帝多次改铸货币，使其面值高于实际价值，又发行皮币等。紊乱币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使得民间开始减少货币的使用，反过来更多进行实物交易；豪族兴起，小民投靠，使得大量的实物交易在其势力范围内部具有了更高的效率，货币更被储藏起来。于是，曾经号称“多金”的西汉王朝，在武帝中期之后贵金属流通量骤然减少，皇帝对臣子的赏赐再也不像此前一般出手阔绰。

 所有这些，都是汉武帝好大喜功政策的自然结果，但亦可说这是普遍理想激荡下的特殊帝国在很大可能上会导向的结果。武帝的努力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但是由于上一次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经济资源的潜力已经开发完毕，新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武帝的这一系列努力带来了反效果，其雄图大略带来了帝国的辉煌武功，但也埋下了帝国瓦解的种子。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痛陈：“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才免得周厉王与亡秦之祸。<span class="mark" title="在田余庆先生看来，汉武帝的作为，有一个从用武到“守文”的治国策略转换过程。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载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辛德勇先生在新著《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一书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汉武帝的这种“策略转换”，并非历史真实，而更多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一种历史构建。但辛德勇先生也同意，汉武帝较之秦帝，至少是更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做战略收缩调整。">

 三、从豪族崛起到中原陆沉

 1.东汉从中兴到瓦解

 武帝之后，均衡点以更强的力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反弹，豪族越发势大，小民投入豪族门下求庇，朝廷税基渐渐流失，西汉逐渐走到困境无法自拔。王莽最终在众望所归当中受禅登基，力行托古改制，皇族刘歆复以其谶纬之学为王莽的各种作为提供正当性。新莽一朝依照《周礼》，宣布土地均属国有，名其为王田，不得自行买卖，奴婢亦不得私自买卖，将盐铁、币制、山川林泽等收归国有，设五均六筦平抑物价，力图以这一系列举措来抑制豪族。但这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啻对社会财富的一次大洗劫。

 豪族不甘坐以待毙，遂奋起反抗。最后在出身南阳的豪族领袖刘秀的带领下，推翻新莽，建立了东汉。刘秀的统治基础是这些豪族，所以建立政权后并未脱离豪族的大本营以定都关中，而是定都在了洛阳，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结构。

 看罢两汉，再考察后世隋唐帝都变化，可以说豪族社会下，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呈现为东西关系，两个焦点是长安与洛阳，会有主副两条线索的呈现。其主线是，君主欲抗衡对自己有威胁的豪族，则与这类豪族分处函谷关两边，西汉是据关中以制关东，隋炀、武周处关东以远关中；副线是，君主与豪族合作，遂与豪族合流同守一处，东汉是守关东，隋唐则是守关中。 一般来说，君主与豪族抗衡，会形成强朝廷，君主与豪族合作，会形成弱朝廷；但帝国的强弱与否与朝廷的强弱并无必然关联，帝国的强弱要基于更复杂的社会与历史结构才能获得解释。

 东汉与西汉在一系列帝国战略上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西汉的政治、军事重心在关中，经济重心在关东，两者并不重合。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帝国有比较强的外向性格。而东汉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帝国的性格便比较内向，没有很强的扩张冲动。比如，西汉对于西域的经营，是国家行为；东汉对于西域的经营，更像是班超的个人行为。西汉北伐匈奴，是靠中原自己训练出来的骑兵，奔突于大漠；东汉北伐匈奴，所用的军队，事实上以投奔汉朝而来的南匈奴为主。南匈奴采用了巴菲尔德所说的“内部边疆战略”，一方面对于北匈奴保持不败之地，一方面对于东汉始终保持战略选择自由。

 东汉的这种内向性格，其根源在于豪族的强盛，他们使得帝国的集权秩序受到极大制约，帝国本身的财政能力有限，同时帝国官僚体系又在察举制当中被与豪族合流的士族所垄断，其对帝国的对外征战不会有太多兴趣。因为豪族、士族知道，一方面，征战所需的财政费用会对豪族本身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对外征战并不简单地是一场战争，它同时意味着国家内部一系列治理结构的调整以适合战争需要，这会导致皇权变得强大。所以，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的外向型取向。

 倘若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不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一个征服帝国，君主带领附属于自己的力量，完成对于其他力量的征服，如刘邦与其军功集团共同完成对其他力量的征服，之后又逐渐削平有反抗能力的军功集团。君主以军力控制财富，就是控制富庶的经济地区，以财富滋养军力，集权性的军事、财政制度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同时会有更强的对外扩张的冲动与需求。如果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个内敛帝国（姑且用这样一个有些怪异的名字），君主联合有相当独立性的豪强力量，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秩序，如刘秀与其他豪族联手，推翻王莽，实现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再匹配。君主与其盟友（亦即其统治基础）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会更加偏内敛，较少对外征战的冲动与需求。因此，西汉定都关中，是皇帝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东汉定都关东，是豪族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

 由此,诸葛亮《出师表》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便可以获得解释。对于西汉来说，甫一立国，刘邦的军功集团皆经历过战争考验的精英，自是贤臣；到武帝时军功集团凋零已尽，社会上的豪族仍未形成势力，武帝可以从民间拔擢异士茂才以为己所用，这些人没有强大的社会根基或豪强背景，不会反过来对皇帝形成太强的制约，武帝尽可用之。因此，西汉的皇帝显得比较亲贤臣。对于东汉来说，甫一立国，刘秀也有经历考验的军功集团可用，也算贤臣，但这些人已经是累世豪族了；帝国承平日久，豪族会更加发展，通过《白虎通》，儒家文化被建制化为帝国秩序，豪族更加获得精神自觉而成为士族，这是一群有着深厚社会根基，对皇帝有强大制约能力的人。官僚体系起于战国时期变法诸国，原本用作君主的工具以便对抗传统贵族势力，汉武帝时期的官僚体系便深合此道；随着士族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它从君主的工具一变为对君主有更强的体系化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不想被士族所节制，只能努力扶植自己的内臣或者说家臣的力量，所谓家臣便是外戚和宦官，这两种人尤其是宦官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与其有私人性的关联，君主更加信得过他们，以此来对抗士族所掌控的外廷力量。但是宦官与外戚的利益并不重合，他们常有冲突，并且一旦一方被扶植起来经常还会反过来劫持君主，所以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士族面对皇帝的对抗举措，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之形象，试图通过“天下”这一普遍性来压制皇帝的私人性，但这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皇帝家臣之行为的非公共性质，他们便被还原为“小人”。历史上的呈现因此必会是“亲小人，远贤臣”，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东汉的“党锢之祸”，也可在此结构下获得理解。党锢之祸中互相对抗的，实际上不是宦官与士族，而是皇帝与士族，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私人权力的某种延伸而已。

 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冲突结构，是东汉社会结构所必然导致的，实际上皇帝们若欲伸张自己的意志，也无从选择。因为皇权的制度性伸张，以能够获得足够的中央财政为前提，并以此财政建立直属于皇权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但是在豪族兴起之后，中央的税基遭到严重侵蚀，皇权无法进行制度性伸张，而只能以“亲小人”的非制度化方式，与豪族之间进行权力争夺。

 这种冲突过程会极大地败坏帝国的治理水准，适逢东汉末年小冰期到来，连年天灾，民变四起。士族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民间的疾苦实则无人能够应对。被儒家排斥为“淫祀”的各种民间信仰，构成自生秩序当中的组织力量，犹如沉潜的地火，在不被朝堂注目的地方悄悄地完成了对濒于崩溃的社会的组织。孕育多年之后，终于在连年天灾、皇帝被迫屡次罪己之际，谶纬之说结合于民间淫祀爆发出来，黄巾军起而动摇天下。朝廷无能为力，只能寄望于士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即败坏人心。已无资格再担纲文明之道德理想的大汉帝国冰消瓦解，天下大分裂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2.庶族对抗士族、集权对抗反集权的绝望努力

 乱世是比拼个人能力而非比拼家世的时代。“四世三公”的顶级豪族袁绍，尽诛宦官，后又被个人能力超凡的曹操击败；刘备、孙氏家族也完成类似曹操的功业，各自割据一方。曹操因其养祖父为宦官，不为士族所认同，若欲成就霸业只能到士族以外去寻找自己的力量根基。他收服了青州黄巾军，成为自己的武力根底，以此为基础最终击败了士族。为了持续打压士族，曹操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平民中拔擢人才，故曰“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士族的高贵家世在“月旦评”当中或有意义，而乱世当中唯有事功才有价值，曹操以此打破士庶之分。实际上刘备及其身后的诸葛亮与孙权也在各自割据之地做着非常类似的工作。

 于此，庶族天然地是集权秩序的拥护者，士族则是反集权的力量。曹刘孙的努力，相当于失衡帝国中集权秩序对抗反集权秩序（庶族对抗士族）的最后努力。在技术变迁带来新的经济要素，从而形成新的财政与军事组织方案之前，这种努力注定无法成功。所以曹操死后，曹丕篡汉登基，其无乃父的卡里斯玛魅力，无法令青州兵听命以压制士族，甚至青州兵险些哗变以致危及曹丕的权力。曹丕不得不接受陈群的建议，行九品中正制，与士族联盟，为士族的回潮打开制度化的大门。但是对于士族来说，毕竟曹家出身有瑕疵，且始终对士族有所警惕，并非适格的皇族人选。最终士族的代表司马氏上台取代曹家。从汉武帝开始的豪族社会最终全方位地将自己建制化为一个豪族帝国。

 曹操虽然雄才大略，却也无法完全无视豪族。因为天下战乱日久，小民越来越多地托庇于豪族，豪族遂建起坞堡。坞堡规模很大，常以宗族为中心，再结合乡里群众，筑堡自御，大的坞堡中能汇聚数千家之多，俨然一个小城。坞堡本身有三种功能：军事性的防御组织、经济性的生产组织、临时性的行政组织，这三种功能让它变成小的割据单元。坞堡的堡主，有时候会追随大的军事集团，成为悍将，诸如曹魏名将许褚等。 坞堡内部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以致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由货币经济日渐退回到自然经济。

 没有了市场过程，就难以征集税收，中央的财政能力越发减弱。曹操也无计可施。他不得不以屯田来养兵，财政上推行租调制，征收户调以户为单位，不论其内部人丁，这些都是不得不向豪族所作的妥协。整个中央政权的财政逻辑，西汉前半段还有一些货币财政，后来逐渐向实物财政退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退化为实物财政。对中央集权来说，实物财政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不可货币化，皇权意志转化为政策过程的效率就比较差，因此集权秩序无法压制世家大族的反集权力量，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非集权的方向继续大幅偏移。

 3.理想的异化与精神的反动

 从“天人三策”到《白虎通》，历经两朝，大汉帝国的法统叙述彻底完成，儒家也被建制化整合于汉帝国，理想因此异化为现实的应声虫。精神的自由不会容忍此种羞辱，它迅即转身脱离开建制，在私学中展开自己的言说，以致在东汉末年压倒了官学。自设私学的马融、郑玄等大儒，一时领袖群伦。

 东汉末年，儒学已发展到相当精致的程度，但这并不能阻止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天崩地坼，于是，另一种精神的反动开始出现，即玄学出现，个体的精神浮现出来。但是，这个阶段人们又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高谈阔论谈玄论道，却毫不犹豫地将功名利禄收于囊中，复惺惺作态；一种是看破世间之污浊，自觉无力回天，所以转而贵“无”，以恬退之心不再参与世事，倾心去追觅“桃花源”。第一种选择，会进一步败坏世道人心；第二种无助于收拾天下，但它通过对于世事的不合作态度，还复了内心的真实，精神的自由因此而摆脱了现世的污浊，为未来的精神重生埋下了种子。

 魏晋天下大乱之际，在巨大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中，第一种选择的人站到了前台。豪门士族近水楼台，其败坏的速度堪称惊人。魏晋士族本应继东汉清流之踵，言为人表，行为世范，作为道德的肉身化自立于世间，倘不能扶大厦于将倾，则当别开生面再造乾坤。但九品中正制的异化，迅速使得本应进取有为的士族堕入建制化的窠臼，功名利禄唾手可得，举止高洁成为虚荣的外衣，内里实则多有巧取好利之徒。

 士族的虚伪化已病入膏肓，终致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入寇，晋室东渡，神州陆沉。把持朝政而致天下崩毁的清谈领袖王衍，为羯人石勒所擒，犹欲自免，说自己少不豫事，并劝石勒称帝。石勒大怒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王衍之辈高居庙堂，天下焉得不乱？五胡涤荡中原，虚浮之士族被汰大半，此诚天谴也。

第一节 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

第一节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