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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第7页）

黑娃对自个在土匪山寨做二拇指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只是对人民法官提示一句：“我后来就学为好人了呀？”

关于剿灭红三十六军的罪状，黑娃做了充分的辩解，那是大拇指领人干的，只伤害了房顶的一个哨兵，随后又给其他红军战士分发了银元和烟土作为盘缠出山，而且把政委鹿兆鹏接上山去治好了枪伤……年轻的人民法官没有听完黑娃的辩解就笑得不屑再听，讥笑鹿兆谦的为人处世与名字不符，编排功劳跟编故事一样离奇，未免太不谦虚。

至于杀害共产党员陈舍娃的事，黑娃已怒不可遏：“那不是共产党员，是游击队的叛徒！

他在秦岭游击队里偷偷摸摸侮辱山里女人，事发后害怕受处治逃跑出山，找到我的门下。

他并不知道我跟秦岭游击队政委韩裁缝是老交情，后来我问韩政委还要不要这个队员，韩政委说‘人家投奔你了，就由你打发吧’！

我知道打发的意思。

我让部下把他崩咧！”

只有这件事法官认真听了他的辩解，而且说：“我们再查查。”

黑娃回到号子里就又想起一件事，知道处治叛徒陈舍娃的事范围很小，事过几天之后，在团部开会时只有白孝文问过他。

想到这件事，黑娃心里就疑窦顿生，这条罪状难道是白孝文提供的？但又无法对质，更无法肯定，知道这件事的毕竟不是白孝文一个人。

第二次审判仍是那三条罪状的又一次复核，这一次黑娃激烈而坚决地拒绝第二条和第三条罪状，只对第一条中所列举的土匪行径部分承认。

他毫不含糊地向法官申明：“滋水县保安团的起义是鹿兆鹏策划的，由我发起实施的，从提出起义到起义获得胜利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我领导的；西安四周距城最近的七八个县里头，滋水县是唯一一个没有动刀动枪成功举行起义的一个县，我从来也没敢说过我对革命有过功劳，我现在提说这件事是想请你们问一问秦书记和白县长，我的起义能不能折掉当土匪的罪过？至于第二第三条列举的罪状，完全是误会……”

黑娃的这一席申辩，事实上加速了他的案子的归结。

三天后接连的第三次审讯，只是履行了一个宣判审讯结果的简单程序，三条罪状全部取证充分，黑娃的辩解反而成为可笑的抵赖。

黑娃在听到判处死刑的宣判时哑然闭口，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摇了摇头。

黑娃再被押回监狱后换了一间房子，密闭的墙壁上只开了一个可以塞进一只中号黄碗的洞，脚腕上被砸上了生铁铸成的铁镣。

两天后，他的妻子高玉凤领着独生儿子前来探望，这是自他被囚二十多天以来见到的唯一一位探监的人。

他透过那个递进取出饭碗的洞孔，只能看见妻子大半个脸孔，脸面上一满是泪水和清涕，嘴巴说不出话，只是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从水里捞出来扔到沙滩上的鲇鱼的嘴。

黑娃说：“你要去寻兆鹏。

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

高玉凤这时才哇的一声哭出来，随之把儿子抱扶起来。

他看见洞孔里嵌着儿子的小脸蛋，叫出了一声“爸爸”

。

黑娃突然转过身，他不忍心看见那张酷似自己的眉眼，便像一棵被齐根锯断的树干一样栽倒下去。

白嘉轩得悉黑娃被囚禁的消息，竟然惊慌失措起来。

第二天鸡啼起身，背着褡裢下了白鹿原。

佝偻着腰小心翼翼踏上滋水河上的木板桥时，有人认出他是解放后第一任滋水县县长的父亲，恭敬地伸出双手搀扶他过桥。

白嘉轩挥动手杖，打开了那双搀扶的手，头也不抬踏上了吱扭作响的独木桥。

他走进儿子白孝文的办公室时，扬起脑袋，满脸肃杀，语言端出直入：“我愿意担保黑娃！”

白孝文愣怔了一下，又释然笑了。

从父亲肩头卸下粗线织成的“白记”

褡裢，扶着父亲在椅子上坐下，倒下一杯茶。

这是他荣任县长以来第一次在县城接待父亲，倍觉欢悦。

正月十五县城用传统的焰火放花欢度新中国第一个元宵节的时候，他曾邀请父亲和弟弟以及弟媳们到县城去观赏，结果父亲没来，也禁住了弟弟和弟媳。

白嘉轩捏着茶杯又重复一遍：“我今日专意担保黑娃来咧。”

白孝文却哈哈一笑：“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该判的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你说的哪朝哪代的老话呀！”

白嘉轩很反感儿子的笑声和轻淡的态度：“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事来吗？容不下他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

白孝文突地变脸：“爸！

你再不敢乱说乱问，你不懂人民政府的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