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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人是爱弥儿·左拉,自然主义的旗手,他既是屠格涅夫的老朋友,同时又总对他过于富有感情的笔调颇有微词。
“让女人以孩子的死开头,是莱昂纳尔的智慧,不是那个女人的智慧。
她就是病人!
她的一切表现都是遗传的缺陷,与生理的病态!”
左拉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甚至都有没有看作者莱昂纳尔一眼。
莱昂纳尔倒没有觉得奇怪——作品问世以后,其解读权就不独属于作者,是一个常识;而这个常识推演到极致,就是所谓的“作者已死”
。
后世中国的高考语文的相关讨论,经常因为缺乏这样的常识陷入各说各话的死胡同。
比如那条“眼睛还带着一丝诡异的光”
的鱼,根据作者自己解释,是截稿日的时间压力下,随手写的结尾,没有什么深意。
但是在出题者(当然也是解读者)看来,这条鱼和它诡异的目光是有象征含义的。
所以莱昂纳尔此刻没有出声打断二人的讨论,而是陷在沙发里,点上一支烟,安静地做一个倾听者。
左拉站在客厅中央,不仅是对屠格涅夫,也是对所有人说:“请允许我更‘科学’地看待这个人物。
她,以及她所代表的,是遗传疾病与生理本能的产物!
她的母亲,你们注意到了吗,她那个寡居的、多疑的母亲,对她并不关心,从来不亲吻她,这种冷漠,本来就是一种情感上的病态。
她所有的极端行为——偷窥、收集烟头、献身、独自抚养孩子——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情感上的病态。
病态的母亲,病态的女人,这不是遗传是什么?她极度扭曲的行为,是因为她病了!
病得厉害!
‘l’对她而言,早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她灰暗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幻想出来的‘意义’符号。”
左拉的分析像一阵冷风刮过沙龙,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理性,是最典型的「自然主义」观点。
包括福楼拜在内,这里大部分的作家都在相当程度上赞同「自然主义」,并据此进行创作实践。
尤其是几位年轻作家,如保尔·阿莱克西和昂利·塞阿尔,更是「自然主义」的狂热拥趸。
所以他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认为“陌生女人”
的悲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由她身为女人这种“非理性生物”
,与她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遗传疾病”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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