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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第四十五章二更 （第3页）

，形成了“耕—耙—耱”

三位一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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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操作，让土地吸水储存能力大幅提升，从而小麦能够广泛种植。

有了这种农业技术变化，到了中唐时期，唐代宗李豫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收“麦税”

。

小麦终于获得了被征税资格，这表示它不是杂稼了，与粟上升到了同样的主粮地位。

至于小麦超越粟的地位，还要等到宋朝时期。

由这段小麦的发展史，能看到外来的农作物在中国生根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

再回头看十六世纪传入大明的美洲高产作物“三兄弟”

，它们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

总结一下，三者之中以番薯种植最多，玉米次之，土豆最末。

即便是种的最多的番薯，也限于闽粤之地。

万历末年的《泉州府志》记载“贫者赖以充饥”

。

至于其他地区，如江苏有徐光启在万历晚年引种，但效果并不好。

其余地方或有零星记录，都是当做新奇食物瞧个热闹。

北方就更少了，因为当时没能解决番薯种植的越冬问题。

番薯有大优点，耐旱、耐涝、抗病虫害，但是它喜温怕冷。

当小冰期来临，北方想种植番薯需着重解决此困难。

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事实证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后，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

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过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

换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薯，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

当天灾来临时，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

遗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

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

明朝没做到。

番薯在闽粤种植后，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

万历年间，何乔远写的《闽书》，卷一百五十赞美“番薯”

。

说它“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

等等。

他也曾参政，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

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

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