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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龄虽是个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进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龄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具有一定的认识。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帐,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如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
一个封建社会的商人,能对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作出如此比较深刻的分析,的确是很不简单的。
当然,他的这一思想认识,与他平时好学,了解世界形势分不开。
陈立三在《平遥李君墓表》中称赞说:“君虽治商,而好读儒生性理诸书,有所得报,膺而躬行之,所与游多一时知名土。”
又如,李宏龄思想比较开放,具有开拓精神,在人与物的矛盾中,很重视人的主观努力。
前述扬州票号和江西票号业务,在与总号要求相背时,李宏龄就不拘泥于总号的要求,主张灵活行事。
关于票号的前途,李宏龄也认为只要改革就会有前途,而这要靠人的努力。
当票号改革计划遭到守旧者的破坏时,他质问道:“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山西票商在清季一度执金融界牛耳,但当户部筹办大清银行时,山西票号却坐失良机,拒绝了参加筹办大清银行的计划,致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就是后来中国金融业渐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缘起。
面对金融界这一大变革,李宏龄率先发动票号改革,可谓有远见之举。
尽管“诸大号主者皆不用”
,结果,“不数年国变作,全国叔扰,汇商业遂不支,一一如君言”
。
但李宏龄的票号改革思想,确实代表了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
摘自《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张正明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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