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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底,机器局初具雏形,部分开工生产,并向社会亮出“机器局”
招牌。
山西机器局由总办独揽大权,统筹经营,并设提调代替总办在局内主持工作。
提调之下设总管、文案等职。
初创时期全局职工80余人,并驻有清兵十余人,负责警卫和防范。
当时机器局下辖“五厂一房”
,即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木样广、铜帽厂和锅炉房。
生产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大刀、戈矛、洋鼓、洋号等。
逐渐转向制造后,开始造出的是18毫米口径的“二人抬”
火枪,月产三五枝,最高可达十来枝。
1900年,清朝政府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诏令各省军火工厂:“速造新式武器,以备军需”
。
山西随即上奏,称机器局已开始制造18毫米步枪。
实际上是徐桂芬等同英国福公司商定,由该公司提供步枪的全部金属件,山西机器局仅配制枪托和进行装配,打上“晋局庚子年造”
的标号。
这种枪只能装一粒子弹,称为“独子快枪”
,同英军当时装备的五粒连发步枪相比,已显著落后。
但对中国清军来说,确属新式武器,故受到清朝政府的赞赏。
1902年,机器局又宣称试制成57毫米火炮。
其实仍如前法,只是配制炮架和车轮,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试制两门后即告停产。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破大沽口,天津陷落,入侵北京,清朝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西安,路经太原。
山西机器局奉旨为护驾卫队马玉昆部修械有功,又加上慈禧太后“圣驾光临”
该局,从此而名扬全国――
三、太原军火工业的大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统领了山西军政大权,便着手扩建山西机器局,任李蒙淑(陶庵)为山西机器局局长,局长之下配置局员、录事等职。
当时,机器局仍为“五厂一房”
,职工增至200余人,生产以修配枪械为主。
1914年7月,山西机器局改称山西陆军修械所,隶属于山西省督军公署军械局,先后由祁征祥、李蒙淑兼任所长。
除修理枪支和小口径炮外,还制造刺刀和指挥刀等。
1916年,都督府改为督军府,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极力宣扬“武力为公道之后盾”
,在山西进行首次扩军。
他在从日本购进武器的同时,筹款十万余元扩建山西陆军修械所,并选送刘笃恭、张书田、杨焕章等十名大学毕业生,赴汉阳兵工厂技术学校学习深造,以培养军火工业的骨干。
为解决扩大军火制造的经费,阎锡山于1918年决定,在山西陆军修械所内增设铜元局。
阎锡山筹谋以“三九”
制钱(即含铜量99.9的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流通制钱中约用50亿文,改铸铜元17亿枚,可当制钱340亿文,币值即扩大5.8倍。
按当时主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制钱计,则不过250万银元。
一经改铸之后相比,凭空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藉以扩大军火生产,使陆军修械所的职工增至400余人,各种机器增至33部。
所长之下设技正二人,各分厂增设厂监一人,职能部门设有材料、成品两股和文书、会计、庶务三处。
1920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为限制各省势力,通令各省裁军。
是年三月,阎锡山将山西陆军修械所更名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委任山西陆军第一旅旅长商震兼任总办,李蒙淑任厂长,并选调青年士兵300余名到工厂学徒。
厂内设有铜元、化炼、电汽、总务四科,分别由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专斋、后毕业于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王嘉瑞(梦龄)和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学英国雪菲尔大学的郑永阳(恩三)、何启昌、贾应升等四人任科长;下辖16个分厂,拥有机器63部,职工500余人,除修械外,可日产铜元120万枚,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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