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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代史旧太原的娼妓（第4页）

三等无定价，当面议，三五角都可。

所以称三等为下流社会人之聚处。

民国十九年（1930）后，石家庄驻军纪律不严，该地娼家纷纷迁并营业，此后娼业又复繁华。

可是本省晋钞毛荒，百物昂贵，惟娼业仍然原价不动。

一般逛客皆恣意挥霍，娼业反而日见发达，每至夕阳西下，四道巷各口的嫖客往来如梭，形成人稠地窄，先来者进房，后去者多在院中露天开盘，这也是破天荒的趣闻。

民国二十年（1931）间，娼妓尚能维持现状。

当时头等有五家，二等七家，三等26家，娼妓人数多至559人，诚可谓盛极一时。

当时的规矩：头等都是琴棋书画，嫖客第一次去，只是互相关照，不得轻举妄动；二等也比较文明，只是比头等规矩略少些；三等却是丝毫没有约束，所以称之为“烂三等”

。

民国二十二年（1933）后，社会经济日益萧条，各方面都是不景气现象，加之暗娼日多，女招待亦逐渐出现。

由于这些种种原因影响，娼妓营业遂一蹶不振。

这时头等已无形解散，二等仅有四家，只留有52人，三等尚有22家共有妓女287人。

这时二、三等共计有妓女339人，与民国二十年（1931）相比人数几乎减少一半。

当时妓院收容妓女的规定为：

一、买终身制：穷苦人家为了糊口，女儿在十四五岁时，即以一笔款卖给妓院，价款银元三四百元不等。

二、活期租赁制：农村穷苦地区的老百姓在女儿将快出嫁前三四年间，先以活期二至三年赁给妓院，以人才论价，二三百元不等，到期再行归回。

三、上捐分成制：妓女人院后，每日赚到的钱以四六或三七分账（妓院得大头，妓女得小头）。

日伪占领期的娼妓

“七七”

事变后太原娼妓情况：二等仍有四家，三等25家，当时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是十分残酷的。

便衣、翻译、警备队、警察等一进妓院，就是横行霸道，看中哪个姑娘，老板立即予以方便，稍有迟缓，不仅不付逛价，而且要打骂老板，甚至大打出手翻倒桌椅，老板、妓女都得苦苦求饶，其惨状苦不堪言。

解放前夕的1947、1948年间，阎锡山的特务、便衣、警察等，每到天黑，纷纷前来嫖妓。

当时的“金元券”

年荒过甚，物价一日数涨，有不少妓女一日所得尚不足糊口。

同时，卫生条件太差，妓女感染“花柳”

病者比比皆是，虽已得这种传染病，但当局不考虑妓女的身体安危，妓女为了维生，无奈只好仍操此业。

妓女个个面黄肌瘦，真是苦不堪言。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将妓院一律取消。

妓女有病的给予看病，身体较好的分别给予介绍工作。

妓女悲惨遭遇从此结束，从而获得新生。

摘自《山西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文：任步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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