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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 舞蹈启蒙（第4页）

虽然晚期的黎锦晖有些许不足之处，但无可否认，由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像旋风一样在当时的学校生活中盛行达20多年。

这种兼有启蒙与美育双重目的和价值的歌舞活动，由于其空前的教育意义和广泛的接受规模，成为中国近代舞蹈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校艺术运动。

四、本世纪早期歌舞团的粉墨亮相

随着中国某些大城市中舞蹈活动日益兴旺的势头，一些纯商业性质的歌舞团体于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

不过，这些歌舞团的表演大多只是搬演西方歌舞节目。

也有一部分进步人士向资产阶级文化奋起反击，他们组织起新的歌舞团体，为创建中国新型的歌舞艺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其中，较为有名的歌舞团有这样几个：

“中华歌舞团”

，是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1928年为赴南洋演出而组建成立。

成立时，全团约30余人，黎锦晖任团长兼音乐指挥，后来在中国影坛颇为有名的女演员像王人美等都是该团的主要演员。

中华歌舞团表演的节目，除加工充实原“歌专”

的一些剧目外，又增添了部分新节目。

每次演出的模式基本为前半部包括歌咏、舞蹈、歌舞表演，后半部是歌舞剧。

每套节目的演出时间约3个小时。

该团表演的歌舞剧主要有《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和《最后的胜利》等。

中华歌舞团曾于1928年至1929年赴南洋巡回演出。

出国前，田汉、郑振锋曾给予他们很大的鼓励。

该团足迹几乎遍及南洋群岛各城市，向侨胞和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新兴的歌舞艺术，宣传了爱国主义及民主革命思想，受到热烈欢迎。

该团在准备回国时，由于内部演职员对自己前途各有打算而自行解散。

“明月歌舞团”

，是回到北平的黎锦晖于1930年初在北平东城的栖凤楼19号组建的。

该团主要以前中华歌舞团部分成员为基础，又招收了20余人，主要排演黎锦晖创作的歌舞剧。

薛玲仙、王人美、黎莉莉担任歌舞助教兼主要演员。

同年4月，该团在清华大学首演，表演剧目有《三蝴蝶》、《春天的快乐》等。

后又先后赴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新歌舞的影响。

后来该团迁往上海，1931年6月被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吸收改组，成立了联华歌舞班，黎锦晖任主任，除原歌舞团部分演员外，又吸收了聂耳、周璇等人。

“明月歌舞剧社”

，是在1932年“一二八”

淞沪抗战时“联华歌舞班”

夭折后、由全体人员自愿而组成的一个新的歌舞团体，共40余人。

1932年7月，该社与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签约拍摄了有声歌舞片《芭蕉叶上诗》。

影片的编剧和作曲均由黎锦晖担任，主要演员有王人美、黎莉莉、严华等。

但是，影片公映后受到舆论界的批评和指责，有“不通的故事，平凡的歌舞”

评语。

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评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和《中国歌舞短论》等文章，揭开了反对黄色歌曲和软性歌舞的序曲。

他写到：黎锦晖和他的歌舞虽有反帝反封建因素和揭露贫富阶级的悬殊，但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创造出新鲜的艺术。

聂耳登报脱离了明月歌舞剧社。

的确，黎锦晖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创作过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歌舞及歌舞剧，后又组织歌舞团，广泛传播新歌舞艺术，并培养了一批十分受欢迎的人才，但由于后来所创作的一部分歌舞作品，特别是所谓的“爱情”

歌曲，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近逼、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条件下，不但无法鼓舞人民的抗日士气，反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而，很自然地受到进步人士、爱国军民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前较有影响的歌舞机构大致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