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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朝官职的例子。

秦朝著名的宦官赵高就曾出任丞相一职，而且把持了朝廷大权，甚至将昏庸的秦二世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为权倾一时的“太上皇”

。

唐代的宦官还有直接出任中央三省、六部重要官职者。

以凶残丑恶著称的权阉李辅国倚仗着在“安史之乱”

中护驾之功，先兼任少府，后迁任兵部尚书。

但他犹不满足，径直向唐代宗求任宰相，并且最终被册封为司空兼中书令，从而开创了唐代宦官任职宰相的特例。

权阉鱼朝恩得势之后，目空一切，自诩文武全才，迫令唐代宗委其判国子监事。

每逢鱼朝恩前往视事，朝中文武官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假充学生，列于国子监廊下听其训讲。

鱼朝恩仅粗通文墨而已，所讲难以成理，漏洞百出，众人唯拱手听其言，偶有提出异议者，则必受严惩。

历史上的宦官还多有出任辖土治民的地方长官者，这在北魏时期较为多见。

据《魏书·阉官传》载，当时曾出任县令、郡守、州刺史等地方大员的宦官数以十计，而且他们多是实际到职任事，并非遥领虚职。

历史上的宦官还多有受皇上差遣而出任军职或使职的。

宦官本属供君主驱策之人，临时因事受差遣也属正常，但因此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侵夺甚至取代中央政务机构有关官署的职司事权便属超常。

这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出任“监军”

，这在唐、宋、明诸朝表现最为突出。

唐代宦官多有充任监军使及执掌北衙禁军者。

明代的宦官出任监军则更为多见。

二是出任使职。

历代宦官除本职之外，常因君主差遣而担任各种使职。

这些使职起初可能是临时因事差遣，但久而久之则逐渐演化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对有关官署的权力形成侵夺之势。

在唐代，宦官出任的使职粗略统计即达五十余种，如有与中枢机构相关的枢密使、宣徽使等；有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监军使、观军容使、招讨使等；有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市舶使、营田使、铸钱使等；有与内廷杂作相关的闲厩使、内庄宅使、内作使等；有与宫苑管理相关的宫苑使、教坊使、御食使等。

明代宦官出任使职又有新的特点，即除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差遣外，还多奉诏出使外国，如著名的宦官郑和曾多次率船队下西洋。

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明代中后期有大批的宦官被差遣至各地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宦官身份的双重性（2）

这些担任内外朝官职以及出任军职与使职的宦官，有官位、有秩品、有俸禄、有冠服甚至有爵位、有食邑，并享有娶妻成家、养子传爵、购置田产、休沐归省等诸项权利，其身份地位已与普通官员没有明显差别。

进而言之，唐、明两朝的少数上层宦官竟然达到了气焰熏天、势侔人主的程度，当时的阁部大臣见之亦须卑躬屈膝，毕恭毕敬，竟有“长跪叩头，呼九千岁者。”

然而，在数量众多的宦官中，真正能够身居高位者，毕竟是少数。

如东汉时期职列二千石的宦官只有中常侍、大长秋及皇太后诸卿，其中大长秋的职位只有一个，中常侍在东汉初年定员四人，皇太后诸卿最多不超过三人。

就此看来，东汉宦官虽数以千计，但能够跻身二千石者，至多不过十人左右而已。

其他如中黄门一官，虽在宦官中已是较有身份的了，但品秩仅比百石，属于官员品秩中的最下等。

当然，历史上也有诸如“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

之类的记载，但那既是概而言之，又属历史上的特例。

据清代的资料，能够加授官职品衔的上层宦官，在宦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至多不会超过十分之一。

绝大多数宦官是地位卑微的宫廷仆役。

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使是获取官职品秩的宦官具有了类似于朝廷一般官员的身份地位，但他们所执掌的基本上仍然是宫廷杂役之类。

如清末权阉李莲英，凭借在妓院中学会的一套梳头技术，讨得了喜欢新式发型的慈禧太后的欢心，此后又刻意揣摩慈禧太后的喜好，得以固宠，进而由一般太监逐步升任首领太监、副总管太监、总管太监，赏加二品衔，时称“自开国以来未有若是之光荣者”

。

即便荣宠若此，李莲英仍须日夜陪伴左右，不敢稍有疏怠，而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他也不过就是个奴才而已。

从这点言之，宦官是区别于一般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