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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名人豪门国戚孔祥熙（第5页）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

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

和“外交危机”

，很快就陷入困境。

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

孔祥熙则于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

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

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

孔在德国和捷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

红军效力。

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

孔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

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

而军费支出猛增。

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

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

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

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

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

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总管财政，扩展“国家垄断资本”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

。

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

，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

，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

。

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

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

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

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

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

的作用。

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

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