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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名人豪门国戚孔祥熙（第6页）

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

这一任务的。

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帐，亦非现金。

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

孔接任财政部长后，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加厚实力。

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张2o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

三天之后，孔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把原任总经理张嘉敖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

对交通银行，财政部则增加官股800万元，占该行股份的半数。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形中央银行早已十分嫉妒。

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银行自身分润到巨额债息。

但是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赤字庞大而心怀忧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在内战中化为硝烟，或者落入军阀、政客的私囊，而银行家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他们深为焦急。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银行家们对南京当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不愿“事事听命”

，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

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

。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光是凭借所掌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

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的时候，江浙工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

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放出工商贷款2000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业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的缘故。

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两行与中央银行密切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也可降低。

这一说法，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资本家所乐闻，并盼望早日实现。

孔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工商界拉过来，使银行家限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

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及时作了让步，从官股占55％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资本家之心。

对总经理张嘉敖则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同年12月还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

在南京政府内部，孔用不惜辞职的坚决态度，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顶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

汪因阻挠无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岛“养病”

。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兼该行理事长，孔自兼董事长。

至此，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资本集团，以“国家’为幌子，达成了对中、中、交、农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

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路。

四行增资改组，虽然增强了财政部对金融业的控制，但仍然没有点石成金的办法来弥补大量军费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

1933年“废两改元”

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通货膨胀发生挤兑，以致那些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会因此倒闭。

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

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

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