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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名人豪门国戚孔祥熙（第10页）

和“统制物资”

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

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

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产品，以搜括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

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劣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

。

对于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

、“共同经营”

和“接管”

等手法予以吞并。

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

“四大家族”

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

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豪门国蠹，世人侧目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

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

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

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

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

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

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

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

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

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

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

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

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

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

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而为之。

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

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