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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名人豪门国戚孔祥熙（第9页）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

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

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买办的封建的国家经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

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

，建立国库网。

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

由于采用上述措施，虽然征税地区日狭，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而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公库法”

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祛除了一些“虚伪浮滥、中饱渔侵”

等积弊。

二、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

1941年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通过。

随后，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

改订财政收入系统，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

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

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控制力。

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

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粮，规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

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合征收稻谷二市斗。

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每元改为折征稻谷四市斗。

此外还有“随赋带购”

和“随赋带征”

（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

而四川、广西等省经过批准把“随赋带购”

，改为“借粮”

，更是不费一文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

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655余万石。

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的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

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

、“带购”

。

“带借”

，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

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转嫁到佃农身上。

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

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而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

，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财政当局实施的“专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