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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陲佛国大理篇（第3页）

和“乌蛮”

各部中最为突出。

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

（傣族）及一部分“乌蛮”

（彝族）、“和泥”

（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

，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

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中。

当时，内地的任何一个小王朝，皆疲于应付纷争，无力顾及云南；云南的郑、赵、杨氏政权，也谋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暇，同样不可能与内地作更多的联系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传统联系也就逐渐恢复。

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贺宋朝平定后蜀。

此后，宋开宝元年至宝元元年（公元968—1038年）间，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贡”

和要求通好。

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曾经命令黎州（今汉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

。

这种“入贡”

，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是大理与宋朝之间进行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

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

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朝廷正式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即金庸《天龙八部》小说中的段誉原型）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

然而，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却为当时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所限制。

辽与西夏先后给宋朝以较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西南的大理，宋朝的统治者们也就存在戒心。

当宋朝廷对大理国王进行册封而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之时，金已兴起于东北，并随即展开与辽的纷争，进而攻宋，政治形势愈来愈趋于复杂化。

所以，宋朝廷虽对大理国王进行了正式的册封，而在原来对大理国的戒心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加深，就在对大理国王进行正式册封的当年，便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进一步与大理国展开互市。

宋朝廷命令黎州知州宇文常了解情况之后，再作具体措施，宇文常说：“自孟氏（后蜀孟昶）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而无西南夷患。

今若于（大渡）河外建立城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之福。”

其实，宋太祖并不曾“划大渡河为境”

而拒绝与大理国交往。

宇文常所说，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复杂的情况之下，作为拒绝与大理国交往的借口。

接着便是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政权为金所迫而南移，南宋君臣惶惶于自己统治地位的难于巩固，目光也就更多地注意着近在肘腋的大理国。

于是，宇文常之说，便普遍成为南宋君臣拒绝与大理国进行政治上接触的借口。

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始终是频繁的，而且南宋时期胜于北宋时期。

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接触，南宋少于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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