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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音乐（第5页）

据初步考证，现存《渔歌调》共有三个不同的祖本。

其中与明初龚稽古《浙音释字琴谱》本同属一源的明万历元年（1573年）杨表正《正文对音捷要琴谱》本，当推最为古老，可能与唐代原曲较为接近，也最具特色：

此歌共六句。

开头三句，一“起”

一“承”

，是同一主题音调的变化再现。

第一句落在不稳定的清角上，与暂时转入属调的第二句的“角、（属调的羽），以及回到原调（bb羽）的第三句的主音羽形成对比，成功地刻画了夜尽拂晓，晨雾缭绕，渔者汲水燃竹的奇趣妙景。

第四句突然在下属调（正宫）上为之一转形成高氵朝，借欸乃的橹声将作者内心的激愤一泻而出。

五、六两句（“合”

）又回到原调变化再现了一、四两句的旋律，最后结束在不稳定的宫音上，给人留下无穷的遇想。

北宋大诗人苏轼曾赞叹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熟味此诗有奇趣”

（《全唐诗话续编》引惠洪《冷斋夜话》）。

看来作曲者确是抓住了该诗的这一特色。

二、唐代大曲

大曲的兴盛

唐代大曲，筒称“大曲”

。

它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础上，继承了汉魏以来清乐大曲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型歌舞曲。

唐代大曲之所以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唐代各族音乐的进一步交融为唐代大曲的发展，提供了最方便的条件。

前面已经提到，南北朝以来属于清乐系统的汉族民间音乐与各少数民族音乐经过长期交流与融合，在隋唐时代已产生称为“曲子”

的新民歌。

唐代大曲，实际上就是用这些“曲子”

组合而成的一种大型套曲。

与此同时，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音乐，吸收了汉族音乐的养料，在艺术上有所提高，在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已普遍突破了原有的歌曲、舞曲、解曲的简单形式，创造了本民族的“大曲”

。

其中一部分、曾以“胡部新声”

的名义，在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从河西（今甘肃）地区传入长安一带，受到时人极大的重视。

唐玄宗为此还公布了“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奏”

的诏令（《新唐书·礼乐志》）。

因此，当时大曲中的《胡旋》、《胡腾》等所谓“胡部新声”

在社会上风靡一时（图57）。

此外，地处祖国东南、西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音乐，如琉球（今台湾）的一种“一人唱，众人和”

（《隋书》）的歌舞音乐与南诏（今云南大理）、吐蕃（今西藏）的民间音乐，都陆续传入内地，对以“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为特点的唐代大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同时，祖国内地盛行的《破阵乐》、《六么》、《凉州》等大曲，也在这时传入吐蕃与南诏，对当地音乐在艺术上的提高，起了有益的影响。

第二，唐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大曲。

早在建国初期，即依隋制在宫廷里设置了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安国（今中亚布哈拉）、扶南（柬埔寨）、高丽等“九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