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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4页）

其原因则大致与北魏政权的迅速“汉化”

密不可分，一方面北魏政权在汉化的过程中广泛接受了汉族政治体制，并连同与封建专制密不可分的宦官制度接受过来；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曾遭到来自鲜卑贵族的抵制，而在推行汉化政策迫切需要大批人才的前提下，君主极易把选用人才的目光投向既了解汉族政治体制，又比较信任的“家奴”

。

另外，北魏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及母后临朝局面的出现，也为宦官参政敞开了方便之门。

至北魏末年，贵族尔朱荣发动兵变，将临朝称制的灵太后连同被其宠信的宦官及公卿百官二千余人一起诛杀。

这是继东汉以来，宦官势力遭到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

隋唐大一统的强盛帝国建立后，宦官制度的发展又走上了如同东汉王朝相类似的老路，但其体制更趋系统完备，势力更为猖獗。

尤其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愈演愈烈。

内廷宦官与外廷朝官的“南衙北司”

之争长达数十年之久，大大加深了唐代后期的政治危机。

最终唐末权阉与唐王朝一起相伴走上了覆亡之途。

宦官势力兴盛与顿挫的历史变奏（2）

（３）自宋元而至明清，以明朝时期为高潮。

自五代十国而至宋元时期，宦官虽然也较多地参预政务，但就其发展情形与干政的严重程度看，远逊于汉唐。

进入明代，宦官势力的发展又急剧膨胀，就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泛、地位势力之显赫等几方面言之，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从明初的“土木之变”

、“夺门之变”

，直至晚明的“红丸案”

、“梃击案”

、“移宫案”

，宦官以及依附于宦官的“阉党”

都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这大致也显示出宦官势力在明代已经全面地介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

明代宦官专擅朝政局面的出现，严重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明王朝衰亡的进程，以至于清初统治者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宦官。”

清初统治者从明朝的宦官之祸中汲取了教训，连续不断地发布一系列有关严厉管束宦官的敕谕，进而对传统的宦官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形成了严禁宦官干政的“祖制”

、“家法”

，并大力裁减宦官人数，尽量压缩宦官机构，明确管理宦官的法规条例。

这些措施在清朝统治前期曾起到明显效果，但随着后期“母后垂帘”

局面的出现，宦官又获得了干预朝政的有利契机。

安德海、李莲英等上层宦官借当政母后之势，颐指气使、权势熏天。

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此时已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渐趋深入人心，宦官当政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辛亥革命”

推翻封建帝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宦官制度终于被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

。

宫廷洒扫奔走之役（1）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宦官的首要身份就是皇上的“家奴”

，侍奉皇上及后妃即是宫中宦官最主要的职责。

巍峨雄伟的紫禁城内的角角落落都需要太监宫女们洒扫守护，历代皇上及太后妃嫔、皇子公主们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的侍奉。

宫中宦官所掌上自宣谕传旨、承接题奏，下至洒扫庭除、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