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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名人豪门国戚孔祥熙（第7页）

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

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

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

。

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

，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

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

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

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

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

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

，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

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

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

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

随后，南京政府财政部和“债券持票人会”

共同议定：本年由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

，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共14.6亿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

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

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

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

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

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

；在镇压“福建事变”

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

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

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

的图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

1937年三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

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

的“伟大理财家”

。

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

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即装船东运，“七七”

事变后用于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