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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名人豪门国戚孔祥熙（第8页）

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

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

7月19日孔从纽约再批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3000万英镑。

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

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了金融协定。

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谈，但未获具体结果。

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

1938年三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保障供给有“苦劳”

，“通胀”

、“征实”

民不堪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

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

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

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

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

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

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

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

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

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

1939年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

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

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

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

当“八一三”

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逃避资金；又令中、中、交、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

为了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

1942年七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

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

抗战初期，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但属于适应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

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用无限制照牌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敌伪套购而去。

后来虽然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清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空。

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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